咱们有时候会听到“官员越位”这个说法，但具体它指的是个啥情况，可能不少人觉得有点模糊。你知道吗，这其实就像是足球场上的“越位”犯规，简单讲，就是官员干了超出自己职权范围的事儿，或者用不对的方式用了权。这可不是个小问题，它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政府的公信力。
仔细掰扯一下，官员用权“越位”常见的主要有这么几种情况。一种是借公权谋私利，也就是通过办私事、徇私情来给自己捞好处，这叫私利“越位”。第二种是超越法律法规制度的规定滥用权力，这往往也和私心脱不了干系，属于滥权“越位”。还有一种更根本的，是没摆正公仆和主人的关系，把自己当成“父母官”甚至“土皇帝”，把老百姓当成可以随意使唤的，这是主仆关系的颠倒“越位”。现实生活中，咱们可能都隐隐约约感受过或者听说过类似的现象，比如流传的那种说法，“没有好处不办事，有了好处乱办事”，或者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，甚至是明明知道违法违纪，为了私利、人情或者讨好上级就去触碰红线。更有甚者，围绕着自己的官位转，怎么对保官升官有利就怎么来，不惜弄虚作假、欺上瞒下，出现了“X官要面子，百姓饿肚子”的怪事。
那么，为啥会出现这种权力的“越位”呢？一方面，确实有官员个人品德修养、世界观价值观出问题的原因。但更深层次的，往往还是体制和制度的原因。比如说，在一些行政管理体制中，如果权力过分集中，特别是“首长制”色彩过浓的情况下，虽然可能带来决策效率高的优点，但也容易导致权力滥用、独断专行，缺乏有效的牵制和监督。另外，如果政府职能界定不清晰，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发挥不充分，政府的手就可能会伸得太长，去管了许多不该管、也管不好的事，这就容易造成“越位”。像有的地方，党委和政府之间的职责边界没理清，可能出现“以党代政”的错位越位，这就为以权谋私打开了方便之门。监督机制如果不够有力，特别是对“一把手”的权力监督不到位，也容易出问题。一些地方尝试加强对领导干部“八小时外”的“生活圈”、“社交圈”进行监督，就是为了防止权力在非工作时间“越位”。
说到这里，可能有的朋友会问，权力的“越位”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呢？咱们可以看几个真实的例子。比如，有些“球迷官员”在世界杯期间，用公款赌球、公款看球，或者接受企业安排出国旅游看比赛，这就是典型的权力越位和滥用的表现。海南文昌市委原书记谢明中在忏悔时提到，自己仕途太顺导致得意忘形，作风霸道，在工作中搞“一言堂”，以党代政，权力越位，最终大肆敛财，从一名正厅级干部沦为了阶下囚。这些活生生的案例告诉我们，权力一旦“越位”，就像脱缰的野马，不仅会毁了干部自身，更严重的是损害公共利益，侵蚀政府的公信力。而且，权力的“越位”往往还会伴随着权力的“缺位”——该管的事没人管了。比如，该由政府严格监管的食品药品安全出了问题，该提供的公共服务如市政设施维护不到位导致安全事故（像下水道“吞”人事件时有发生），这些“缺位”的背后，有时正是因为精力和资源被用到了不该用的“越位”之处。
所以，该怎么防范这种权力的“越位”呢？首先最关键的可能还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。要清醒地认识到，权力是人民赋予的，必须用来为人民服务，决不能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。领导干部要时刻问问自己“我是谁”、“为了谁”，防止特权和越位思想的滋生。其次，要靠制度来管权。要清晰地界定政府的权力边界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，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，避免政府的手伸得过长。要优化行政组织体制，注重权力之间的配合与制约。特别是在问责这类严肃的事情上，问责主体自身也不能缺位或越位。再者，要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，特别是对“一把手”权力的监督。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，接受党内监督、群众监督、舆论监督等全方位的监督。比如，通过推进权力清单制度，“晒”出权力家底，杜绝暗箱操作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要严肃查处越位滥权行为。对发现的权力越位和滥用问题，要严肃处理，形成震慑，让官员对权力心存敬畏。
总之吧，官员权力的“越位”是个需要持续警惕和着力解决的问题。它需要从官员自身的权力观、责任意识，以及外部的制度约束、监督体系等多方面共同发力，才能尽可能地把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，确保权力真正用于造福于民。这过程肯定不容易，但却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必须要过的一关。
